“波斯土地，皆属王室。此国官吏，并无俸禄，由君王赏赐禄田。此非先秦耶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周天子分封诸侯而已。官吏所得禄田，岂愿退还给君王？如此，必致官吏世袭，终而控制地方，形成大小诸侯。诸侯愈多，便与君王离心离德。”
“此国小民，无权拥有土地。无恒产者，无恒心也，民心必不在君王。乡野所见，多有饥民，卖儿卖女者众，自是民不聊生之状。不出五十年，波斯必乱，分崩离析之日近矣。”
“嗟夫，我国圣天子，何其贤明也！陛下出自布衣，深悉小民之心，更悟得天心即民心之至理。遂作《三原论》，阐述君臣民之大道，如此大同社稷方能永世安定。波斯君臣，不知此道，视农民而如草芥，焉有不亡国之理？”
潘蔚的着眼点，是波斯的城市和市民阶层。
蔡云程的着眼点，却是波斯乡下的广大农民。
历史上，萨菲波斯的衰落，正是源于农民起义，奥斯曼帝国趁机入侵。
夜间，二人饮酒闲聊。
蔡云程笑着说：“如今的波斯，恰似前明的万历中期。城市何其繁荣，商业何其兴旺，文化何其昌盛，农民……何其悲惨！你是富家大户出身，自然只看到波斯城市的光鲜。我却来自乡野农家，知道农民没了活路，那是真的要揭竿而起的。”
“蔡兄夸大其词了，”潘蔚不以为意，“我看这波斯，虽不沐圣贤教化，却也已经非常难得。我向城中商贾打听，都说此国君王，是一位仁慈贤明的君主。便是城中小民，也对波斯皇帝称颂有加。你我这次出海，沿途经历大小国度，有哪个比得上波斯的？”
蔡云程不屑道：“我看啦，你的中小学都白念了，根本就不认真领会《三原论》。农民才是国之基石，而波斯农民，连拥有土地的权力也无。这个波斯皇帝或者仁慈，那下一个呢？下下一个呢？遇到仁慈皇帝，波斯农民也已贫弱至此。你看那海港城市当中，有一条街专设人市，皆因农民卖儿卖女所致。再换上个暴君，农民求生不得，那就只能求死了。奋死举义，揭竿而起，杀了皇帝再造乾坤！”
潘蔚无法辩驳，只能说道：“危言耸听，危言耸听！”
蔡云程冷笑道：“我危言耸听？这繁花似锦的波斯，其实连大明都不如。大明再是腐败，至少农民子弟苦读，还有科举做官的机会。而波斯呢？官吏皆为世袭，农民毫无出头之日！”
潘蔚明显多喝了几杯，醉话脱口而出：“既为农民，安心种田便是了，还要什么出头之日？”
“去你娘的，你再说一遍试试！”蔡云程勃然大怒。
潘蔚自知失言，尴尬赔笑道：“是我不对，自罚三杯。哈哈，自罚三杯。”
蔡云程拂袖离去，已对潘蔚厌恶至极。
醉话，才是心底话！
回到自己屋里，蔡云程奋笔疾书：“陛下布衣起于江西，聚民心而涤污秽，重开朗朗之乾坤。而分田之政，为士绅富户所恶。田连阡陌，奴仆成群，此人之欲者。当今朝廷诸公，贫贱出身者多，而能‘存天理，灭人欲’者几何？有朝一日，或化为豺狼，饱食天下民脂民膏也。吾辈士子，当谨记陛下教诲，谋天下万民之福。便千夫所指，亦当坚守本心！”
虽然有些喝醉了，但蔡云程的思路越来越清晰，他继续写道：
“圣贤有言，存天理，而灭人欲。食君禄，分君忧，食民禄，勤民事，便是天理。士农工商，各尽其责，便是天理。一朝得势，为官为吏，贪婪索取，便是人欲。为民富有，兼并土地，蓄养奴仆，便是人欲！”
“存天理而灭人欲者，既为谨遵三原之论。三原公论，田政为首。破坏田政者，祸国害民之辈也，当人人得而诛之！满朝公卿，乡野豪右，狼子野心者不少，当时时警惕其祸乱天下。”
“吾就读于金陵大学之时，曾查阅前明档录。一条鞭法改革，源于大明官田之废。而大明官田之废，在于公卿豪右侵占官田。此种侵占，占其田而不纳其赋。大同新朝之田政，不许土地买卖，此与大明官田并无二致。当谨防公卿豪右，侵吞民田而不买，破坏田政又无罪！”
啥叫侵吞民田而不买？
就是百姓破产了，只能卖田求活。而大户人家，不敢破坏田政，于是不交易土地所有权，把土地永久租赁给大户，自己变相成为大户的佃农——明代的官田，就是这样被侵占的。
蔡云程已经决定，等回到南京，就上疏请求陛下，把田政的漏洞给补上。
至少，从法律层面补上。
今后即便田政败坏了，遇到敢作敢为的官员，也有十足的法律依据对豪右动手。
接下来的旅行途中，蔡云程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论。他打算创立一个学术派别，或许可以称为“天理派”，认真贯彻赵瀚的制度就是存天理，破坏赵瀚的制度就是违背天理，就是被人欲支配的伪君子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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