甚至还有更精细化的管理，少数大木桶被单独摆放，桶上贴着标签：费阁老家、刘尚书家、张侍郎家……
“当当当当！”
忽然有人敲钟，扯开嗓子喊：“有贵客啰！”
却是一艘船驶来，船上全是农民。
某村的十几户农民，合伙雇一条船只，推举挑选粪便的能手，来到此处进货运回村里。这属于离城较远的，而那些附近的农民，则是亲自来挑走或背走。
“客人要干货还是湿货？”
“我们大老远坐船来，当然是要干货。”
“那您这边请，咱厂里的都是好香。虽比不得紫禁城的天香，也比不得官老爷们的贵香，但都是殷实之家的富香啊。您要是急着用，咱厂里还有酵好的肥香，不过价钱就肯定要高上许多。”
“粪棍呢？”
“一看客人就是行家，棍子在这儿，您随便搅随便看。”
“……”
科尔贝尔被允许进去参观，看到这番场景和对话，整个人被震得三观碎裂。
困扰巴黎几百年的粪便，在中国居然已经形成产业！
“你们戴的是什么？”科尔贝尔问一个工人。
工人回答：“口罩，官府说必须戴，哪家不戴就罚款。每旬还要撒石灰，说什么可以杀粪毒，杀了粪毒才不得病。这些规矩，听说是万岁爷定的。万岁爷是紫微星转世，连这粪活也懂，都传万岁爷起兵前也挑过大粪呢。”
科尔贝尔实在被熏得不行，提前离开了此地。
他知道路易十四和巴黎贵族，全都厌恶城里的粪便。如果自己能解决这个问题，肯定获得国王赏识，同时获得无数贵族的支持。
可这玩意儿不好搞啊，得说服农民用粪便肥地，还得获得领主或地主的支持，难度不亚于打赢一场国际战争。
左思右想，科尔贝尔决定放弃。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他坚决不会去做，还是去学习中国的工商业政策吧。路易十四喜欢钱，只要能给国王挣钱，肯定可以获得青睐。
科尔贝尔没有立即回城，而是跑去郊外的乡村转悠。
此时正处于水稻的拔节期，需要大量的水分和肥力。今年稍微有些干旱，秦淮河边的有农民在踩水车，河水提入引水渠，流向四下的稻田。
在引水渠各处，又有些小水车，一个人就能踩动。
农民们踩水灌田，距离水渠较远的地方，全部把田埂扒开一道缺口，河水就能通过近处的田，流到更远的稻田里。这些水田，如果属于不同的人家，那么农会就有作用了，大家商量着一起携手做事。
负责踩水车的男丁，各家轮换着来，偷懒者肯定要被戳脊梁骨。
某一片稻田，全都灌水完毕，那就堵好田埂缺口。
然后，自家施自家的肥，肥料是堆好的干粪，还加入了草木灰。腰上挂一个竹篓，就像后世撒化肥一样，一路那样撒过去。如果家里的孩子放假，也能下田帮忙，主要是拔除田里的杂草。
半上午的时候，女人就回家做饭了。
待到快要中午，农妇们带着饭菜出来，结伴说笑着到田间，呼喊自己的丈夫来吃饭。
人们聚在树荫下，或者坐在田埂上，一手托着陶土碗，一手拿着筷子，边吃饭边聊起趣闻。时不时的，就传来一阵笑声，却是某人在讲着笑话。
即便施肥，也有侧重，一般使用“亲田法”。
比如你家里有十亩地，今年选出两亩，加倍的给出各种肥料。明年再换另外两亩，进行重点投资，五年就可以把十亩地轮一遍。用十年的时间，只要你肥料足够，照顾得当，瘦田也能全部变成肥田。
古代中国这种施肥理论，是上千年总结而来的，叫做：地力可补，地力常新，地虽瘠薄、常加粪沃。
亲田法的重点加肥，主要在插秧之前，还会把压榨大豆、菜籽的油渣，制作成肥料混合草木灰撒下去。
眼前的农民们，在施肥除草时，还顺带着杀虫。
制造烟草留下的烟梗，这玩意儿在欧洲屁用没有，但在中国却是抢手的杀虫剂。将烟梗掰碎之后，扔在水稻的根部，就能防治许多种类的害虫。
科尔贝尔看着那些农民，一个个很有活力，虽然满身泥水，却远比法国农民健壮。
法国农民是什么样子呢？
瘦弱，呆滞，死气沉沉，仿佛不会思考的人形工具。
之前的一百多年，是法国土地兼并的爆发期。它跟英国的圈地运动不同，法国农民被不断提高的赋税，逼得是倾家荡产，贵族、商人、律师趁机低价购买土地。
这些地主，可以跟收税官讨价还价，或者干脆自己就是包税人。他们自己少交税，甚至是不交税，把赋税转嫁给普通农民，逼得更多的农民破产，然后趁机继续兼并土地。
另外，由于粮食卖不起价，他们就在公地种粮食避税，私地用来蓄养高附加值的牲畜。
至于道路、水渠这种基础设施，没有地主愿意花钱。
科尔贝尔看着眼前四通八达的水渠，他就知道法国落后中国几百年。而这些中国农民，仅看精神面貌和健康状况，全都可以比肩法国的小地主。
“中国是农民的天堂……这里的乡村制度，在法国不能复刻，否则将挑起一场全国性的战争，甚至国王都可能被送上断头台。”科尔贝尔在日记里写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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