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寄到巴黎来的，但她还是颇愉快地拆开了信封。
然后，就看到了一行简洁而恐怖的文字：
艾德勒先生已于一周前在加勒比海失踪，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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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里克回到了新奥尔良。
离开的时候，他狼狈不堪，冷汗直流，在火车的行李车厢住了将近半个月。
回来的时候，他骑着一匹黑色烈马，一身剪裁考究的黑色大衣，衣摆垂至膝盖，里面是白衬衫和深灰色波纹绸背心，纽扣上垂着一截黄金表链，脚上一双窄紧的皮靴，银马刺锋利锃亮。
他扯着缰绳，在街上慢慢地走着，神态平静沉稳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一般来说，除了那几个特别有钱的、不需要用马车证明身份的上等人，人们对骑马的人都持有偏见，认为他们是乡下来的下等人，马路上撞见了也很少避让。
然而，没人敢不避让埃里克的烈马。
不仅因为他一身新装，气质冷峻，看上去像个有地位的绅士，而且因为他骑马的动作，具有一种冷漠而凶狠的力量，仿佛体内流淌着掠食野兽一般危险的血液。
人们不禁怀疑，假如他们不避让的话，他会一扯缰绳，用马刺一踢马肚，毫不犹豫地从他们身上跨过去。
新奥尔良人只在西部尚未开化时，见过这类人——不能说是“人”，而是十恶不赦的“亡命徒”。
再说，他也的确像个“亡命徒”，尽管西装革履，脸上却戴着面具，皮带上还挂着枪套和绳索——什么样的人才会随身携带绳索？这里又不是草原，需要他用绳索去套牛角，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，这绳子是用来绑人的。
是了，只有穷凶极恶的逃犯，才会有这样可怕的气质，才会用面具遮掩自己的面貌。
一时间，人们纷纷逃进屋里，家远一点儿的，便逃进旅馆和打牌室。不一会儿，巡逻的警察就过来盘问了。
埃里克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。
这半年来，他无论去哪儿，都是这种待遇。
再也没有人，会像她一样对待他。
她给的那两百美元，他一分未动。那是他的纪念品。
纪念什么？
暂不清楚。
五月份，他辗转到巴黎，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——重新设计和修缮加尼叶宫的地基工程。加尼叶宫地基那条溪流自建造之初，便一直困扰着设计师查尔斯·加尼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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